我个人对中国的创新还是比较乐观的。工程创新方面我们有很好的产业基础、人才方面我们有工程师红利，这方面我们有非常大的优势。源头创新方面过去一些有问题的机制现在在做改良，很多事情在变化。我对中国未来技术创新的发展还是充满了信心。

张延：谢谢，您作为科技领域的创业者，有自己的一些观察，提出了关于机制的想法，我们听听王玥总的想法。

连界董事长、产业生态投资人 王玥

王玥：我非常同意陆总说的，我们对中国的底层创新的未来非常乐观，有些事情急不来，我们用了一百多年快速追赶，它是一个过程，这里面有些问题。一方面我们表扬华为用这么多年做基础创新，另一方面，我们要反思，掌握这个国家主导资源的国企与央企在底层资源的转换上，做了多少。原总作为国家级的创新平台去做路演，这种形式非常好。这样好的资源如何能和底层创新联合转化成成果，跨过我们所说的达尔文死海，这里面有很多机制要去摸索。

这背后有一个原因是资本的属性，投资机构背后都是LP。LP很重要的出资力量是地方政府、国企、上市公司。我以地方政府为例，地方政府在出资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诉求是，除了招商引资还要保持增值。但有时候风险投资没法保证每笔投资都能保值增值。前段时间深圳市政府说拿出10亿母基金，就是做早期的投资和投入，如果真的有损失了这个责任我来担。

这背后反映出两个关键问题需要时间去探索，第一是占据这个社会主导的国企与央企的很多核心技术资源和产业资源，如何用于更好的激发我们的底层创新和原始创新。第二是，资本属性如何能够支撑原始创新。像原总刚才说亚马逊计划，硅谷之所以能形成亚马逊式的氛围，是因为背后他们有很多长期基金。这是需要时间去探索的话题。

FT中文网出版人张延

张延：三位嘉宾都提出了非常好的想法，急不得，这不是着急的事情，从企业层面来说毫无疑问会急功近利，但这件事又是非常基础的、长期的、高屋建瓴的事情，所以更多的还是要从政府层面和大型的国企与央企，更多的投入基础研究，这样能带动和惠及整个产业，这样的过程会是比较有效的长期的过程。

张延：刚才王玥总演讲的时候提到了从CTC到IFC，中国走到这样一个阶段，原始创新或中国式的创新有没有自己的可以追踪的轨迹或规律？

王玥：特别巧，昨天我们在由新书店搞了个小直播，我们的好朋友写了数字化转型的书，很多在线观众也问类似的问题。中国有没有这样的标杆做数字化企业转型或者创新转型的路径？